翁聖峰（國立臺北師院語教系暨臺
摘要：
清末江亢虎曾創立三所女學傳習所，辛亥革命後成立中國第一個以黨為名的政治團體。可是江亢虎研究長久被忽略，其《臺游追記》亦未見專文討論。1934年江氏遊臺是為探視故土，並非是被臺灣總督府所邀請來的，日治臺灣婦女教育的進步讓他欽羨，在交通、教育、衛生、慈善、種種設備上喚然一新的氣象，莫不讓他驚嘆不已，當時他不認同親日的言行，大力批判日本嚴格限制在臺華僑學北京話。日治時期新文學運動是整體社會運動的一環，從江亢虎遊臺所引發的文言與白話論爭，不僅是文體規律之爭，更彰顯臺灣青年的文化焦慮，在獨尊日文的年代，推動中國白話文、維繫文言文、發展臺灣話文或教會羅馬字，無疑都是事倍功半的。江亢虎同情在異族統治下的臺灣知識分子，也書寫自己身世的苦悶，這是江亢虎的悲，也是大時代的苦。
關鍵詞：江亢虎、《臺游追記》、臺灣文學、新舊文學、新舊文人
The Controversy of
Chiang Kang-hu’s Tour in
WENG
Seng-Feng（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Taipe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Chiang Kang-hu established
three girls’ schools in late Ching Dynasty, and the first political party named
in a political party in
Keyword：
Chiang Kang-hu，Tai You Chui Chih，Taiwan
Literature，Modern and Historical Literatur，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如同近代中國坎坷多變的命運，江亢虎（1883~1954）一生經歷許多風風雨雨。清末他曾是四品的京官，創立三所女學傳習所，成為當時學界著名的佳話，抗戰時依附南京的汪精衛政權，戰後被判無期徒刑，1954年因營養不良及肺結核死於南京獄中。
1910年春，他獲得一次環球之游的機會，以整整一年的時間遊歷了日本、英、法、德、荷蘭、比利時和沙俄等國，回國後即宣導社會主義，
江亢虎的「中國社會黨」以戀愛自由、教育平等、遺產歸公為初步，以「二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與「五非」（非私產、非家族、非宗教、非軍國、非祖國主義）為究竟，即個人自治、世界大同為依歸。[1]1911年底，據該黨自己宣佈，在全國各地建立起支部「四百九十餘起」，擁有黨員「五十二萬三千餘人」。這個數字雖然很誇大，但當時全國確有不少地方建立了中國社會黨支部，如天津支部幹事就是後來中共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又如蘇州支部的總務幹事是陳翼龍，成員有顧頡剛、葉聖陶、王伯祥等，南京支部和佛教協進會等團體一起設在毗盧寺中。在該黨黨員中，就職業和階級而言，占首位的是知識份子，其次是工商業者，再次就是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勞動群眾。中國社會黨還曾積極宣傳男女平等，支持女子參政。其規章中寫道：「黨員……無論男女，義務權利平等。」它是民國初年各黨派團體中最早「有女黨員，且其義務權利完全平等」的一個黨。[2]
然而不論是臺灣或中國對他的研究卻十分罕見，關於江亢虎研究的專書目前僅出現汪佩偉的《江亢虎研究》，[3]臺灣僅在近年出現3篇相關江亢虎的論文。[4]相對於
1934年江亢虎以坎拏太（即加拿大）中國學院院長及美國國會圖書館顧問身分訪臺，
江亢虎遊臺之後，曾在上海《晨報》刊載60則、2萬多字的《臺游追記》，1935年由上海中華書局重訂刊行。然而海內外從未見研究者探索過《臺游追記》，包括惟一的江亢虎專書《江亢虎研究》對此書亦隻字未提。江亢虎自稱的遊臺動機與張深切的說法出入甚大，他入臺為歷時其久的臺灣新舊文學論爭再度泛起波瀾；論述《臺游追記》的書寫不但有助於我們了解1934年臺灣文人、日本政府與江亢虎的互動情況，亦有助於釐清江亢虎這時期所扮演的角色；故探討江亢虎遊臺動機與所引起的文白爭議，不但能加強我們了解臺灣、日本與中國的互動，更有助於擴展臺灣文學研究的廣度與深度。
關於江亢虎到臺灣，張深切在其自傳《里程碑》提到：「總督府聘請江亢虎來臺巡迴演講，我寫了一篇文章，叫他滾出去，意外迎合了當時臺灣青年的思想，氣壞了歡迎江亢虎的林獻堂一派人士。」[7]張深切認為江亢虎到臺灣是總督府請來的，這個說法與江亢虎在彰化演講所宣稱的有很大的出入：「他不是任何人的爪牙，而是以一位學者的身份來這裡實話實說。」[8]關於江氏至臺的動機，江亢虎與張深切的說法為何不同值得深入探究。
以林獻堂對臺灣前途的用心，二○年代即多次積極投入臺灣議會請願運動來看，如果江亢虎是總督府請來的，他何必熱烈歡迎呢？據江亢虎描述，林家係「託楊肇嘉通意。招往霧峯參觀。」而且「
江亢虎曾擔任上海南方大學校長，他遊臺時福建中華中學校長王蓮元即出自上海南方大學學生，許冀公是二十年前他在中國社會黨的同志，廈南女學校長余佩皋均有親友在臺灣，有鑑於「割讓以還。內地游人漸稀。記載尤所罕見。」因此居中安排江亢虎訪臺，「滯留三星期。徧歷北中南各州都市。多識中日臺各界要人。攬勝觀光。席不暇煖。演說宴會。日必數起。勞苦至矣。」（《臺游追記•自序》）因此，《臺游追記》第1則「臺游動機」也特別提到「生平未抵此歷史上一名島。亟欲一觀野番初民生活。和蘭殖民遺規。延平王開拓之功。清政府經營之迹。及四十年來日本化之現狀。」
日本對江亢虎來訪確實很重視，他一到臺北中華總會館，總督府特派員已在該處等待，詢問此次游歷之使命與其目的。江氏告以「在野學者。私人旅行。毫無使命。亦無目的。觀光而已。」（8頁）與其說總督府特派員是歡迎江亢虎，倒不如說是「監視」更為貼切，雖然江氏「此次南遊。臺灣總督府特贈頭等火車票。并派專員隨行。」（62頁），但這只是總督府的兩手策略，一方面熱誠招待中國要人，除宣揚國威，並可拉攏人心，為未來「以華治華」的策略打基礎，另一方面1934年日本對臺灣的統治已日益嚴密，控制甚緊，在安全檢查方面並未享有特權，此行他就領教過：「稅關檢查異常嚴重。對印刷品照相機尤特別注意。」
不僅如此，即使是「隨身信札日記相片。亦逐件翻閱。并向光照勘。」雖然，「當地官廳又擬派人沿途招待」，參觀各級學校、博物館、圖書館以彰顯日本的治績，但他在臺中與民治運動領袖楊肇嘉見面，「並約同志三十餘人作陪。新舊兩派鉅子皆在。席間討論文化復興地方自治諸問題。」這種場合日本的監視行動也不放過，所謂「堂下偵者四伏。不無鸚鵡前頭之戒。」（51頁）江氏戒慎小心之情溢於言表，這種情形並非孤例，在臺北大同講座重點是「敷陳東西兩洋文化之不同。而歸結新舊調和之必要與可能。無一語涉時事。」然而「會場偵警密佈。每句皆譯記報告。」因此，江氏對日本控制臺灣下結論：「可見政府對於思想言論監察之嚴。」（36頁）
臺灣是日本海外發展的第一個殖民地，為向歐美列強展示日本已能有效經營臺灣，因此，日本刻意經營臺灣成為對外宣傳的櫥窗，這點江亢虎確實感受到，基隆登岸，他發現「交通、教育、衛生、慈善、種種設備。應有盡有。由廈到此。一水之隔。一夜之程。頓覺氣象不同。」（7頁）顯現臺灣與當日中國不同的新氣象，臺灣的現代化與日本化與時俱進，非當時動亂的中國所能比擬，雖然「況途所見鄉村風景。農家裝束。與漳泉間完全無二。」但「公共建築。都市外觀。則一切皆日本式矣。」當他到臺北，更進於此，「市政修明。設備周到。街衢清潔。屋宇整齊。衣食住行。充分無缺。人人可以安居樂業。長養子孫。日本統治之能。臺灣同化之速。可驚亦可嘆也。」（16頁），即使是外來物產也多來自日本，甚少歐美舶來品，「與中國通商大埠所見不同」。公共場所像火車站，「決無需索爭論之事、車站售票處、待車處、行李過磅處。雖極鬧忙。毫不擁擠。亦無遺失。」讓他深深覺得：「秩序如此。可與歐美列強抗顏矣。」（47頁），具體而微，就算是佛寺，「規模之偉大。雖不及內地叢林。而整飭清潔。似有過之。」（30頁），透過江亢虎的書寫，可以看到當時臺灣各方面已較中國進步許多，讓江亢虎對臺灣留下深刻的印象。
《臺游追記》以平實的語調敘述所見所聞，有則書之，不知的事則以存疑筆法交待，並不刻意誇張渲染，亦可為《臺游追記》的可信度做佐證，他所看到的教育現象及臺北孔廟有不可解之處並未隨意吹噓：
臺灣各等學校。程度愈高者。日本人愈多。臺灣人愈少。是否程度不及。抑或別有限制。不可得而知矣。（21頁）
（筆者：指臺北大成殿）全殿規模。莊嚴盛大。……正門未落成。藻繪亦未竣事。一切設備。均係臨時性質。且工事似在停頓中。不知何故也。（29頁）
上面江亢虎的第1個疑問源自日本教育的差別待遇，[9]第2例是臺北孔廟因經費不足被迫暫停施工，另外，他到阿里山遊歷，因華僑導遊未勝任，復加語言不通，使得他到阿里山上時「提挈行李。奔走山谷。淋漓盡致。狼狽不堪。既抵旅館。全身盡溼。苦無衣履可換。赤身擁衾長臥。不能出門一步。」甚至是「衣履交旅館小使烘乾。翌晨始持來。則以不慎將余外袴燒穿一孔。」（63頁）種種窘態他不以為恥，毫無保留寫出來。
江亢虎並不因日本的接待參觀，就對日本阿諛奉承，他對日本屢次干涉臺中華僑學校，後竟勒令停止漢文教學提出強烈的批評：
余此後歷游各埠。於演說或談話時。均以教育者地位。力詆此事違反人道與公法。並指斥為五洲萬國未有之苛例。對日本官廳。亦直陳所見。[10]
到了嘉義參與地方官紳的歡迎宴，致詞時也再次強調「華僑教育之重要。及特設學校補習國文國語之不可緩。希望各界援助贊成。」（59頁）可以發現江亢虎應不似張深切所說的是總督府請來的御用學者，他另有一套不同的應世觀物哲學。
江亢虎對臺灣的教育、交通、宗教、衛生、治安、觀光、語文均甚感興趣，因此《臺游追記》筆下對臺灣各個面相均有所著墨，他的語文態度對長久以來的日治臺灣新舊文學論爭再度盪起漣漪，引發報紙正反不同意見的討論，當然值得我們關切。
據翁聖峯研究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爭的相關文獻有562則，其中以1942年的101則居首，1925年的90則居次，1941年42則排第三，而1934年38則排第四，1024年37則排第五，[11]由這個現象來看，一方面可以了解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爭年代綿亙久遠，顯示當時文學環境的複雜，新舊之爭論無法立刻在短期間內找到解決方案；另一方面1934年新舊文學論爭的數量可以說是在「1924、1925」／「1941、1942」兩個高峯之外，另一個較為突出的年代，這是以往較少受到注目的，特別是江亢虎至臺所引發的論爭隨著時光流逝而被淡忘。[12]
1934年江亢虎至臺的第一手文獻除了其《臺游追記》外，尚有8則可確定發表日期的報紙，另有2則文獻無法確定刊印日期，這10則環繞江亢虎所衍生的文白論爭文獻概要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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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 |
篇 名 |
作 者 |
刊物名稱 |
內 容 大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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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不明（依《張深切全集》，524頁，得知有此文章） |
張深切 |
未注明 臺灣新民報？ |
督府聘請來臺巡迴演講，寫文章叫江亢虎滾出臺灣，迎合了青年思想，氣壞了歡迎江亢虎的林獻堂一派人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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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博士講演評——白話文と文言文に就いて |
楊逵 |
臺灣新民報？ |
今日最先進的科學研究成果，越難懂就越需要用最容易理解的白話文說明。文言文顯然沒有勝過白話文的地方。 依《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109頁）編者推測是作於1934年11月，可能有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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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腔笛 |
未注明 |
臺灣日日新報 |
新文人希望藉江亢虎之口罵舊文學，結果適得其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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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白話文與文化振興問題 駁 |
未注明 |
新高新報 |
侮視白話文、絕對沒有新文化建設之望、……沿用死板々的文言文——不能表現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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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話 |
未注明 |
新高新報 |
6則眉批批判江亢虎是退化的落伍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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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社例會宴 |
未注明 |
臺灣日日新報 |
近代少數高唱白話文體者。至欲無視剷滅固有文體。換言之。為無視固有文化。此事余大反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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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贈 |
靜香軒主人（楊守愚） |
新高新報 |
批判江亢虎，並言「臺灣民智慚低劣，請到歐西去主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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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贈 |
甫三（賴和） |
新高新報 |
批判江亢虎，並反諷「之乎也者文章盛，禮讓謙恭德性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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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社例會 兼延民 |
未注明 |
昭和新報 |
中國各省語言不同。苟無文言文。儘以方言書之。意思有可通有不可通。必肇分裂之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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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舊時代文學觀念之剖析 |
編者等 |
三六九小報 |
支持江亢虎文藝復古說，並闡釋中國歷代文學觀的轉變 |
上表〈無腔笛〉是目前可知道最早討論江亢虎至臺的文獻，記載當時臺灣青年對江氏言論失望，甚至說要將江亢虎驅逐出境，〈無腔笛〉特藉此專欄為江亢虎抱不平，可見在
楊逵〈江博士講演評——白話文と文言文に就いて〉係針對江亢虎在彰化中華會館「文藝復興」講題提出質疑，由於《臺游追記》是追記，僅記錄各地遊歷的概況，無法判定彰化之遊是否在
從刊物性質看，《臺灣新民報》是日報，較利於即時反映時事，故楊逵與張深切文章批江亢虎言論刊於
謝春木曾稱「張我軍の舊文學打倒運動」是當時近十年來的七大社會運動之一，文學運動是社會運動的一環，[13]張深切也稱臺灣文藝聯盟「標榜的文藝運動，骨子裡是帶有政治性的」。[14]在當時臺灣新知識分子觀念裡，文學運動是新文化的一部份，與社會、政治運動是分進合擊的，因此，他們看待文學運動不僅從文學發展規律著眼，常與社會文化運動互為表裡，當時風靡各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也深深影響臺灣的新知識分子，他們用這套理論詮釋新舊文學論爭，這種詮釋有其開創性，但也存在若干盲點。
在日本強勢的統治下，新知識分子認為惟有與時俱進，求新求變才能為臺灣的前途打開一線生機，基於此種考量，他們認為文學發展當依循這種模式，文言文是舊時代的文體當然不適宜在新時代表現新文化，因此楊逵稱：「如果把它收藏在博物館裡，基於對古人的尊重，我們也會非常珍惜。」[15]在新文人概念裡「新」、「舊」是對立的，不可相容的，所以在楊逵觀念裡：文言文是「頹廢、中毒的貴族品味，我們勞動大眾無緣消受。」
《新高新報》〈就白話文與文化振興問題 駁
如欲提高東洋的文化、過去的固有文化之力、已是不濟於事、務須承過去固有文化之些少美點、極力攝取諸先進國的文化之特點、自力建設東洋的新文化。
他們認為中國近代已落伍於先進國家，其文化當然無法開出新內涵，主張文學形式決定論，傳統文言文已是落伍的文體，認為「文學的內容形式、是具有時代性的、新時代之文化、至於藝術、非探究新時代的內容不可」。
至於楊守愚與賴和〈呈贈
難得先生此壯遊
復興高論足千秋
爭如聽眾輸頑石 不問生公去點頭
文化公然倡復興 先生原不遜鴻銘
是真卓論驚全島 好與真儒作典型
卓論高談蓋世無 教人盡向古歸趨
縱能倒退千年後 俾汝完成此壯圖
是古非今論一場 中華國粹賴宣揚
臺灣民智慚低劣 請到歐西去主張
這首詩楊守愚字面上雖稱頌江亢虎「復興高論足千秋」、「卓論高談蓋世無」，並以曾到臺灣的「辜鴻銘」比喻為「好與真儒作典型」，語意雖是稱頌，若更深一層探究，楊守愚並不認同這種「是古非今」的歷史觀，最後以諷刺的話說「臺灣民智慚低劣」，認為江亢虎推崇傳統文學，批判新文學，這種觀點在臺灣並不合時宜，批江氏不該拘泥在「倒退千年」的儒家道德觀，因此要江亢虎離開臺灣，「請到歐西去主張」，結論與張深切主張須將江亢虎驅逐出境相同，不過，這種說法與對日治臺灣民族運動深有貢獻，採體制內抗爭的林獻堂打對臺。
明瞭楊守愚上面詩歌的語言策略，表面看似稱頌，實為挖苦江亢虎拘泥傳統儒家觀點，流於是古非今的退化歷史觀。由此角度來看賴和稱江亢虎：「之乎也者文章盛 禮讓謙恭德性高」，也是運用相同的語言策略，表面看似稱頌，實為挖苦、質疑「之乎也者」「文章盛？」，使批判更有趣味性，批判語言更為豐富。
賴和與楊守愚求新求變，因而批判江亢虎復興文化的說法當然可以理解，然而對於林獻堂與江亢虎為何都支持傳統儒教思想值得注目，蔡培火分析林獻堂思想性格：「儒教的成份佔七成，佛教的成份佔二成，耶教的成份佔一成，有時候也可以說佛教耶教之成份，都被儒教所佔有。」[16]由此例可見傳統儒教思想對林獻堂影響之深刻。賴和與楊守愚固然批判儒教甚烈，但這只反映部份歷史現象，[17]不僅傳統文人林獻堂支持孔教，也有不少新知識分子不但不反對儒教，甚至以儒教思想做為與日本周旋的精神支柱，如臺灣文化協會賴傳和講「儒教的幾個特點」被中止，被解散，聽眾二千多人，非常憤慨；《臺灣民報》2卷5號因報導二林事件被禁止輸入臺灣，而當期的社論〈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即引《論語•公冶長》激勵為臺灣前途而入獄的知識分子；[18]可見「儒教」除被既得利益者所利用，但對新文化運動者亦能正面激勵人心、啟迪民智。此種新舊思想混雜的現象，不只臺灣為然，即使日本有明治維新的洗禮，中國歷經五四新文化運動，雖出現反孔廢經運動，但尊孔讀經運動依然在中國、日本被大力推行。[19]江亢虎早年雖環遊世界1年，後來又在美國與加拿大任職多年，他所代表的是正是這股在西化浪潮中，體認當先珍重傳統文化才不致使現代化迷失發展方向，他認為「非尊重保存固有之文化。不足以提起民族之自信心。」（57頁），尊孔、吃素，過簡樸生活，成為踐履復興文化的一部份。因此，對於宗教信仰的書寫，到臺灣他除參拜神社，參觀著名廟宇龍山寺，分別提到臺北及新竹在家帶髮修行的齋教（30、79頁），至於特別推崇的儒教，他參觀了臺北、彰化與新竹孔廟，並詳細交待這三地孔廟的運作情形。（29、55、77頁）
從江亢虎遊臺所引發的文白論爭，這不僅是文體規律之爭，更彰顯某些臺灣青年的文化焦慮，他們對江亢虎的批判方式，反對文言文與反儒教是同時進行的，但另有一批人從事相反的行動，即使是新文人張深切在1934年臺灣文藝聯盟成立大會都還呼籲通過「與漢詩人聯絡案」，希望擴大對日運動的陣營，只是此舉曲高和寡，很快就被否決了，這一方面反映新知識分子批判固有文化的堅決，也是文化焦慮的一例，似乎不是朋友就是敵人，必須予以打倒，背後支持這套價值信仰的正是社會達爾文主義，19世紀的社會文化進化理論，因和達爾文生物學理論有關係而有此名，著名的學者有英國的斯賓塞和白哲特(Walter Bagehot)、美國的索姆奈(William Graham Sumner)，由影響人口變異的自然選擇過程，將導致最強競爭者的生存和人口的不斷改進，他們認為社會也像個體一樣，應被看作是以這樣方式進化的有機體，然而早期社會進化論在理論上的粗淺、庸俗和對社會發展作漸進的、狹窄的、直線性的解釋，後來遭到各方面的批判。
出現在《新高新報》反江亢虎的批評，社會達爾文主義可能承襲自中國五四運動健將胡適所謂：「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20]他所得到的結論正是用來支持白話新文學的理論依據。文學進化觀可提醒我們注意時代變遷這個重要因素，但引用這些觀點時必須注意文學史上每個事件的特殊性，套用自然學科的發展模式必須詳細比對是否符合文學史的實況，如果流於「文體決定論」，認為那一種文體是「天經地義」，「如地球是圓的、人是要死的、一樣的真理了」，[21]哪些人絕對是「獃頭獃腦」、「逆天背理」，新文人張我軍這些說法在以往的研究常被奉為不可懷疑的真理，不過，若檢視許多新知識分子所熱烈支持的《臺灣新民報》，1933年的社論是以簡易的文言文所撰寫的，竟然不是使用新知識分子所喜愛的中國白話文，由此例可發現：對日治時期文體使用的評價須審慎小心，才能理解日治時期特殊的文化現象，不致以今律古，隨意妄下定論。韋勒克與華倫在五十多年前關於文體進化觀所寫的一段話值得我們深思：
我們必須擯斥文學演進和由生到死的關閉的進化過程間的生物學類比。……歷史進化之不同於生物進化，我們必須設法保持歷史事件的個性而不致於把歷史進展的過程減化為許多接連的但不相干的事件的集合。[22]
韋勒克與華倫說法可提醒我們：研究臺灣新舊文學論爭須更加小心，才不致將不完全相映的觀點，比附在有欠周延的既有說法。除了由文化問題討論江亢虎所引起的文言、白話論爭，由文學觀念的歧異來論述文白論爭當能看到問題的不同面向。
楊逵批判江亢虎文論提到：「
余談時主張利用白話。以普及通俗教育。保存文言。以提高文學標準。在座者。或解或不解。或贊成或不贊成。蓋門戶之見限之。夫我國青年喜用白話。為其易解易作。易成名。固人情之常。獨怪臺人本不習中國白話。而學漢文者。偏亦欲強作北平語體。遂致不文不白。不南不北。不中不日。可謂勞多而功少者矣。（37頁）
（筆者：指報紙）文字以和文為主。惟附漢文小半張。漢文類皆直譯和文。如吾國近出白話譯本。其難讀尤甚於原本也。惟新民報漢和文各半。漢文亦比較可通。聞主筆者多曾留學中國。亦喜用白話文。但以方言不同。發音用字。不盡合北平標準。讀之頗佶屈聱牙。反不如文言之流暢矣。（39頁）
在中國白話文表現手法還在摸索階段，江亢虎主張利用白話普及通俗教育，保存文言以提高文學標準的說法與章太炎相同，但不被支持白話文者所接受，不過，這種說法並非特例，即使日本學者中村漁波林也有相近的看法，他指中國白話文學的歷史還很短，與日本早期的自由詩很相似，在今日看來實在很幼稚、拙劣、隨便。[23]
江亢虎說中國白話文不夠順暢的情形存在於臺灣，其實當時中國在官話不普遍的地方都可能出現這種狀況。瞿宣穎即稱：
南疆之人。不諳官話者。常以作白話文為苦。即勉強從事。亦恆患用語助詞之不能協當。[24]
顯示當時北京話未流行地區書寫中國白話文同樣面臨語助詞不熟悉的困擾，即便是北京話普及的地方，由於中國新文學倡設不久，同樣出現生澀不順，讀者一時之間難以接納：
都曾擺在書灘子上而很久很久如開展覽會一般、但上面並沒有寫「非賣品」而顧主終屬寥寥。……其原因一則作品本來不佳、一則也是群眾缺乏教養、不能領略新詩底好處。[25]
可見中國白話文初倡時期，在中國須經摸索階段，中村漁波林之說誠非虛言，而臺灣也同樣存在這種現象，張深切即指出：
過去的白話詩、不但形式異常粗陋、就是素質也非常拙劣、詩與散文混然沒有分別、吟誦起來、好像不覺著有詩的味兒、……新詩的文字很沒有洗煉、句節多缺律韻、讀後不僅沒能記憶、連印象也很難保留（恐怕沒有人能暗誦五首以上的白話詩吧）。[26]
從文化認同上，張深切批判江亢虎來臺的演說內容，但比對兩人對日治臺灣的中國白話文書寫之批評內容卻頗為相同。
就中國白話文在臺灣實際的書寫狀況而言，以《新高新報》〈就白話文與文化振興問題 駁
除了中國白話文還在嘗試階段，造成文白夾雜這種現象外，江亢虎指出的「方言不同。發音用字。不盡合北平標準」，更是問題的主因，二○年代臺灣的新舊文學論爭並未獲得真正的解決方案，才會出現1930~1933年的鄉土文學論戰。對中國官話語言區來說，中國白話文才能真正達到「我手寫我口」、言文一致的目標，對當時多數臺灣人不懂北京話的文化環境來說，江亢虎認為推展中國白話文將造成「勞多而功少」，也是問題的重要癥結，這與支持臺灣話文的郭秋生，批評中國白話文對日治下的臺灣人是「新文言」，所指涉的內涵是相同的：
新文學與大眾之間、依舊和舊文學一樣不得革除彼此的溝隔、因此「五四」以後的新文學、形式內部都簡直是一種的「新文言」。[27]
我看見「臺灣文藝」裡有載真多的「白話」文、實在真量嘆服執筆諸人文……看、未順口、聽、未順耳、老實講、我想做是、一種煩雜的新文言。[28]
這種困境不獨中國白話文為然，其實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知識分子無教育主導權，日文是惟一的國語，不論是文言文、中國白話文、臺灣話文或教會羅馬字的推展都會遇到重重的阻撓，江亢虎批判當日在臺灣的華僑教育只能學日語，不能教華語僅是問題的一端，本來臺灣為數甚眾的「書房」（私塾），不也是在日本限制下逐步走下歷史舞臺。[29]
求新求變是臺灣新文人的奮鬥目標，因此，中國白話文成為當時許多新青年共同的願景，他們執著社會達爾文主義並未完全看清問題的根源，但由他們強烈批判文言文的情節來看，彰顯對時代出路的嚴重焦慮。以楊逵為例，他對臺灣文學有非常大的貢獻，但他批判江亢虎的說法也有許多地方值得商榷，他說「再怎麼變遷，我們也沒有見過變遷到比文言文還難理解的實例。」楊逵此說法有欠周延，吳敏敦即認為：「中國白話文。並不是臺灣話文。淺學之人。依然難解。」吳敏敦對中國白話文批評的觀點與郭秋生相同，他並指出：
中國白話文之元祖。稱是曹雪芹。其所著紅樓夢一書。首創白話體。於吾臺一般勞働界。及初學之人。並不歡迎。如三國。七俠五義。說岳。彭公案等小說。不是白話文。反大流行。而紅樓夢。卻為文學者閑暇之消遣。即此可知是在人之趣味如何。若無喜好。曾不把讀任如何改作淺顯之文。終屬徒勞也。[30]
吳敏敦所描述的日治臺灣文學現象，簡易文言所寫的傳統小說較中國白話文所寫的《紅樓夢》更受歡迎，一方面彰顯當時中國白話文在臺灣社會大眾流傳的限制性，另一方面顛覆了新知識分子（如楊逵）的「文體決定論」，特別是在多數臺灣人不熟悉北京話的情況下，北京話各種語助詞對臺灣人來說反而是一大困擾，因此，1933年《臺灣新民報》社論捨中國白話文不用，改採簡易文言不是沒道理的。
楊逵稱「江博士所舉的英國例子根本是謊言」——英國是言文一致，所以現代人無法閱讀三百年前的著述！——也無法成立，他雖然同意語言會變遷，不過，他認為「莎士比亞的作品！因為那是戲劇，所以我們確信它們最接近口語。」「再怎麼變遷，我們也沒有見過變遷到比文言文還難理解的實例。」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我們今日閱讀拼音文字所構成的莎士比亞作品或是《源氏物語》，由於語言變遷的因素，絕大多數人的確無法直接看原文，須要再轉譯才能閱讀，但閱讀方塊字所寫的《史記》或《牡丹亭》有的內容雖須注釋，但直接看原文是無太多阻礙的，〈瀛社例會 兼延民
其實日治時代臺灣知識分子透過日文較中國更快吸收世界新知識，許多臺灣新文人對歐美文學都有相當的認識，或許楊逵認為文言文是舊時代產物，欲除之而後快，所以批判江亢虎的文論中才會出現有欠周延的觀點。
清末江亢虎曾創立三所女學傳習所，成為學界佳話，到臺灣教育參觀也特別注意女校的概況，並留意新時代女學生的身材，認為這關係「民族強弱人種興亡一大問題」，他看到臺北州立高等女學校「諸女生體操。四肢皆甚發達。胸部臀部隆起。幾可與歐美女子抗衡。視中國內地閨秀。大不同矣。」（21頁）對高雄女中學生體格的描述：「體格健美。妝束樸雅。制服為白衣黑袴。臂脛坦露。胸部豐盈。一矯從前閨秀嬌小玲瓏之習尚。」（74頁）可見他除重視孔教，希冀復興民族文化以建立自信心，面對近代中國遭到歐美文化衝擊，主張矯正傳統文人對女子陰柔美的偏頗，才能肆應時代潮流，江亢虎並非盲目堅持傳統文化，而是有彈性的面對變與不變。正如到霧峯林家演講，看到三百多位聽眾裡女性不在少數，他深感「化行俗美。殊可羨也。」（52頁）不僅日治臺灣婦女教育的進步讓他欽羨，在交通、教育、衛生、慈善、種種設備上也有喚然一新的氣象，莫不讓他驚嘆不已。
由於先前身分地位的特殊，當時他雖是在野學者，臺灣之行總督府仍給他若干禮遇，但監控亦甚為嚴密，這是總督府的兩手策略，後來抗戰時隨國民政府避居中國西南，到過四川、雲南，後到香港汪精衛之邀，投入南京的汪精衛政權，中了日本「以華治華」的統治策略，他先後位居考試院正、副院長兼詮敘部長，抗戰後遭起訴，判無期徒刑，被冠上「無恥漢奸」的罵名，[31]或許是如此，長期以來江亢虎研究才會如此被忽略，歷史的現實往往是成王敗寇，但我們倒不必以人廢言，才能超越簡單的政治是非題，釐清複雜的歷史面向。
1934年江亢虎遊臺時，對日本的態度與他後來的親日行動差異甚大。他希望臺灣詩人不該沈溺在文字遊戲中，更勉勵文人當盡時代的責任，對當時臺灣部份親日的言行委婉的表示不予認同，如大亞細亞協會請其演說，他婉辭謝絕，「因其頗帶政治色彩也。林君高唱中日親善之論調。」（35頁）他不認同此言行，他冷淡的回映：「事實為最有力之宣傳。不欲多所置議。」他嚴詞批判日本限制在臺華僑學北京話，江亢虎前後對日本統治態度的轉變，正顯示大時代歷史的詭譎多變，這種現象在現當代歷史人物亦不乏其例，對照早年江氏的風光，中年的不得志，晚年病死獄中，其一生命運確實多舛。
1934年他以客居加拿大的學者身分回中國，即使意志堅強，江亢虎到臺灣遊歷有時仍難免藉由詩歌創作寄寓情志：
如此江山如此樓。中元涼月作新秋。山雞舞鏡曾相識。海燕棲梁且莫愁。
紅粉不知商女恨。青衫誰解賈生憂。天南地北人飄泊。一曲清歌一顧休。（33頁）
面對故國江山，悲秋情懷，雖是飄泊的學者，仍自比賈誼之憂國，「且莫愁」似是面對多變世局的自我安慰。自臺北發基隆回國前的詩歌似可為此行下一個注解：
回首新高一片砂。（臺灣一名新高砂）海天盡處隔烟霞。是何世界衝波上。如此江山向日斜。
名士痛揮秋社酒。妖姬閒唱後庭花。滄桑莫漫悲身世。絲竹偏能遣歲華。（83頁）
他感嘆臺灣原本大好江山卻「向日斜」，妖姬不解知識分子的苦悶，只能藉酒消愁，而他自己多舛的身世，只能寄寓音樂來排遣時間。
從報刊的言論立場看，除《臺灣日日新報》、《昭和新報》支持江亢虎外，南部傳統文人為主的《三六九小報》〈中國舊時代文學觀念〉從闡釋中國歷代文學觀的轉變，支持江亢虎的文藝復古說。以新文人為主幹的《臺灣新民報》及彰化文人主編的漢文《新高新報》則採批判的立場。就文人出身背景，傳統文人都認同江亢虎，林獻堂招待江氏到霧峯演講，新知識分子許多是與江亢虎站在對立面，較特別的是曾留學東京的楊肇嘉，不但設宴款待江氏，江亢虎離臺之後，彼此都還持續書信交往。江亢虎遊臺雖僅十多天，但所激盪的種種紛爭，正彰顯日治臺灣文化的複雜面向。
日治時期新文學運動是整體社會運動的一環，從江亢虎遊臺所引發的文白論爭，不僅是文學規律之爭，更彰顯臺灣青年的文化焦慮，在獨尊日文的年代，推動中國白話文、維繫文言文、發展臺灣話文或教會羅馬字，無疑都是事倍功半的，透過江亢虎的書寫，可以看到當時臺灣各方面建設已較中國進步許多，讓江亢虎對臺灣留下深刻的印象，然江亢虎同情在異族統治下的臺灣知識分子，也書寫自己身世的苦悶，這是江亢虎的悲，也是大時代的苦。
一、日治時期文獻
《三六九小報》，三六九小報社，成文複印本，1930/9~1935/9。
《白話文學史》，胡適，臺北：莊嚴出版社，1980台初版。（原刊上海：新月書店，1928）
《希莊學術論叢（第一輯）》，林履信，廈門：林小蘭，1932/10。
《南音》，南音雜誌社，1932/1~1932/9，東方書局複印本。
《昭和新報》，臺灣大學圖書館微捲，昭和新報社，1929/5~1938/5。
《風月•風月報•南方》，1935/5~1944/1，台北：南天書局複刻，2001。
《崇文社文集》，黃臥松編，彰化：崇文社，1928。
《新青年》，上海：群益書社發行，1915/9~1921/7。
《新高新報》，新高新報社，1929/5~1938/2，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微捲。
《臺游追記》，江亢虎，上海：中華書局，1935。
《臺灣》，臺灣雜誌社，1922/4~1924/5，東方文化書局複印本。
《臺灣人ソ要求》，謝春木，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1。
《臺灣文藝》，張星健編，臺灣文藝聯盟發行，1934/11~1936/8，東方書局複印本。
《臺灣日日新報》，1912~1944部分，五南圖書公司複印本、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微捲。
《臺灣民報》，臺灣雜誌社、臺灣民報社，1923/4~1930/3，東方文化書局複印本。
《臺灣青年》，臺灣青年雜誌社，1920/7~1922/2，東方文化書局複印本。
《臺灣新民報》日刊，臺灣新民報社，1933/5~11，台南：臺灣文學館光碟版。
《臺灣新民報》週刊，臺灣新民報社，1930/3~1932/4，東方文化書局複印本。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來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臺灣總督府，台北：創造出版社中譯，1989。
二、戰後專書
王志宇，《台灣的恩主公信仰—儒宗神教與飛鸞勸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
王見川，《台灣的齋教與鸞堂》，台北：南天書局，1996。
王詩琅譯，《臺灣社會運動—文化運動》，臺北：稻鄉出版社，1987。
吳文星，《日據時期在臺「華僑」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2。
李世偉，《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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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策縱著（楊默夫編譯），《五四運動史》，臺北：龍田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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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深切（陳芳明等編），《張深切全集》，台北：文經社，1998。
陳昭瑛，《臺灣文學與本土化運動》，臺北：正中書局，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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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戰後期刊、學位論文
丁光玲，〈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之傳播(1905~1921)〉，《復興崗學報》72，1~20頁，2001/6。
吳文星，〈日據時代台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16:3，1978/9。
施懿琳，〈日治中晚期台灣漢儒所面臨的危機及其因應之道——以彰化「崇文社」為例〉，成功大學第一屆台灣儒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1997/4。
翁聖峯，〈日據時期（1920~1932）臺灣儒學與儒教—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臺灣文獻》51:4，2000/12。
翁聖峯，〈評《日據時期臺灣儒學參考文獻》—兼論續編《日據時期臺灣儒學參考文獻》的可行方向〉，《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1:1，2001/3。
翁聖峯，〈賴和批評江亢虎的語言策略〉，台灣文學網，ws.twl.ncku.edu.tw/hak-chia/a/ang-seng-hong/kang-khong-hou.htm，2000/11。
翁聖峯，《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7。
陳芳明，〈百年來的台灣文學與台灣風格—台灣新文學運動史導論〉，《中外文學》23:9，1995/12。
陳姃湲，〈江亢虎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過程—從興女學到鼓吹社會主義〉，《思與言》41:2，37~114頁，2003/6。
陳美錦，《反孔廢經運動之興起》（1894~1937），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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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漢臣（〈新舊文學論爭——臺灣文壇一筆流水帳〉，《臺北文物》3:2,3，1953/8,12。
蔡淵洯，〈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化運動中反傳統思想初探〉，《思與言》26:1，1998/5。
[1] 洪喜美，〈五四前後廢除家族制與廢姓的討論〉，《國史館學術集刊》3，頁1-30，2003/9，http://www.drnh.gov.tw/c_book/b_no03/b03-01.pdf。
[2] 李新等主編，《中華民國史•第二編第一卷•上》，65~67頁，轉引自王思睿、何家棟〈社會主義在中國〉，http://www.cul-studies.com/asp/LIST.ASP?id=3564。
[3] 汪佩偉，《江亢虎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1998。
[4] 丁光玲，〈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之傳播(1905∼1921)〉，《復興崗學報》72，2001.06，頁1-20；沈子邦，〈劉師復與江亢虎的社會主義論戰〉，《中正嶺學報》31:1(B) ，2002.11，頁11-23；陳姃湲，〈江亢虎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過程—從興女學到鼓吹社會主義〉，《思與言》41:2，2003.6，頁37-114。另外，翁聖峯亦曾寫〈賴和批評江亢虎的語言策略〉短文，除發現《賴和全集》的佚文，並首次討論江亢虎所引發的爭論，台灣文學網，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a/ang-seng-hong/kang-khong-hou.htm，
[5] 江亢虎，《臺游追記》，40頁，上海：中華書局，1935。以下如直接引自該書者直接注出頁數，不再另注書名。江氏原書使用傳統句讀，本文引用其文字均依其原文的句讀方式。
[6] 〈瀛社例會宴江博士 近四十人會於大屯酒場〉，《台灣日日新報》，
[7] 張深切（陳芳明等編），《張深切全集•里程碑（黑色的太陽）》，524頁，臺北：文經社，1998。
[8] 楊逵（彭小妍主編），〈江博士講演評——白話文と文言文に就いて〉（〈評江博士之演講——談白話文與文言文〉，涂翠花中譯），《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103頁，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中心籌備處，2001。
[9] 以下一段中學內臺人入學錄取分佈概況，可清楚看到不公平的教育政策，殖民地統治者企圖利用教育加強對臺灣的控制，「（筆者：指高雄中學）昨年度入學的生徒內地人（即日本人）75名、臺灣人35名。……今年度內地人93名、本島人33名、……某教師的話『我們要執行同化臺灣人的教育方針、該照這比例是頂理想的、所以我們不是照入學試驗的成蹟而撰取的。』」參〈教育界的一大問題〉，《臺灣民報》83號封面，
[10] 日本阻止華僑學習漢文的緣由是：「因奉總督府通令。全島除公校外。不得有私立學校。至講習會則以日語為限。於是華僑子女學習國文國語之機會斷絕。……此為政府治臺教育方針。決不改變。亦不通融而已。」《臺游追記》，48頁。
[11] 翁聖峯，《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372頁，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
[12] 廖漢臣（〈新舊文學論爭——臺灣文壇一筆流水帳〉，《臺北文物》3:2,3，1953/8,12。）對新舊文學論爭的詮釋方式影響深遠，直至近年施懿琳、黃美娥、翁聖峯等人才陸續對新舊文學論爭建構不同的文學風貌。
[13] 謝春木，《臺灣人の要求》，27頁，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1年。
[14] 張深切（陳芳明等編），《張深切全集•里程碑（黑色的太陽）》，610頁，臺北：文經社，1998。
[15] 以下引文如係出自上表所列的10則文獻，論述時由上表的作者或篇名即能知道文獻出處，不另標注出處。
[16] 蔡培火，〈灌園先生與我之間〉，《林獻堂先生遺著》，479頁，
[17] 其實賴和曾在孔子2500年大祭時詠詩：「考時玆已可道統，道統仗誰傳。」關切儒學前途之情溢於表。〈釋奠詩錄（五）恭逢先師二千五百年大祭誌聖〉，《臺南新報》，
[18] 詳見翁聖峯，〈日據時期（1920~1932）臺灣儒學與儒教——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臺灣文獻》51:4，2000/12。
[19] 參陳美錦，《反孔廢經運動之興起》（1894~1937），214頁，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1。
[20]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原刊於《新青年》2:5，1917/1），34頁，臺北：業強出版社，1990台一版。日本近代化較中國早，這股風潮亦間接源自日本的影響，其影響途徑有的是「日本à中國à臺灣」，也有直接以「日本à臺灣」模式進行，觀1920年前後臺灣留日學生刊在《臺灣青年》稿件對進化史觀的論述可見其端倪。
[21] 詳見翁聖峯，〈文學進化觀、文體大眾化與新舊文學論爭〉，《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291頁，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7。
[22] 韋勒克、華倫著，王夢鷗、許國衡譯，《文學論（Theory of Literature） ——文學研究方法論》，432頁，臺北：志文出版社，1987。（英文第一版發表於1948）
[23] 中村漁波林，〈白話文學メ確立 民國詩壇ソ一展望 未低調幼稚〉，《臺灣日日新報》，
[24] 瞿宣穎，〈文體說〉，《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202頁，鄭振鐸編，臺北：業強出版社，1990台一版。
[25] 劉夢華，〈中國詩底昨今明〉，《臺灣民報》101號13版，
[26] 張深切，〈「臺灣文藝」的使命〉，《臺灣文藝》2:5，1935//5/5。
[27] 郭一舟，〈北京話〉，《臺灣文藝》2:5，
[28] 芥舟，〈文藝大眾化〉，《臺灣文藝》2:1，
[29] 詳見吳文星，〈日據時代台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16:3，1978/9。
[30] 吳敏敦，〈文體論〉，《臺灣日日新報》，
[31] 《江亢虎研究》第9章的篇名即以「無恥漢奸」批判江亢虎，參汪佩偉，《江亢虎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1998。